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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侯孝贤的电影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是从拍《风柜来的人》开始。他谈到《沈从文自传》对他的影响:就是他(沈从文)的观点。他写自己的故乡,那山明水秀的湘西,向世人展现出的悲伤,这种明媚的忧伤,完全是阳光底下的感觉,没有波动,好像是俯视的眼睛在看着这个世界。所以他拍《风柜来的人》的时候跟摄影师说,注意镜头语言,让镜头离人物远一些。尽可能的扩大自己能看到的区域。退后一点,镜头再后一点,那个视野非常特别。《悲情城市》选取的事件是真实的,人物是虚构的。要把真实感植入进虚构中,在一定程度上将当时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还原。本文将从电影中运用的长镜头、深焦据、固定镜头拍摄的镜头语言,来分析侯孝贤在《悲情城市》中的写实主义美学。
《悲情城市》
镜头语言及写实主义美学
侯孝贤的电影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是从拍《风柜来的人》开始。他谈到《沈从文自传》对他的影响:就是他(沈从文)的观点。他写自己的故乡,那山明水秀的湘西,向世人展现出的悲伤,这种明媚的忧伤,完全是阳光底下的感觉,没有波动,好像是俯视的眼睛在看着这个世界。所以他拍《风柜来的人》的时候跟摄影师说,注意镜头语言,让镜头离人物远一些。尽可能的扩大自己能看到的区域。退后一点,镜头再后一点,那个视野非常特别。《悲情城市》选取的事件是真实的,人物是虚构的。要把真实感植入进虚构中,在一定程度上将当时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还原。本文将从电影中运用的长镜头、深焦据、固定镜头拍摄的镜头语言,来分析侯孝贤在《悲情城市》中的写实主义美学。
长镜头
侯孝贤偏爱长镜头:连续拍摄的长镜头体现了现代电影的叙事手法法则,摈弃了戏剧的严格符合因果逻辑的省略手法,再现了现实事物的自然流程,因而备感真实。
在电影中大量运用长镜头。《悲情城市》平均每个镜头的长度是56尺,37秒钟,影片的一开头就用了一个大约40秒的长镜头,画面从字幕切进,观众看到的就是一个稍显肥胖的男人(大哥林文雄)在上香的中景,背景声音是无线电传来的日语广播和林的妻子分娩中痛苦的叫喊声。1:20秒之后镜头切近里屋,产婆引导林妻分娩。林文雄从客厅走到厨房,边走边焦虑地喝茶,同时还敦促阿雪烧水。突然电灯亮了。林文雄把灯罩卷起,走出画面:00:03:22一直:00:04:00画面中空无一人,唯有微微摇曳的电灯泡,和现实连接的00:03:28背景声音中产婆告诉林家女人顺利产下一子:00:03:38中出现的字幕。这个长镜头的视听语言相当饱满,通过屋内摆设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林家的基本情况,而且从林文雄喝茶的姿势和说话的语气也可以看出他粗狂急躁的性格,摇曳昏暗的灯也暗示了林家日后悲剧的结局。这个长镜头长达2分钟。
正是通过长镜头,最接近现实地表现出人物生存环境,仿若让观众共同呼吸在这个“真实”的空间。
深焦距
深焦距又称为全景(深)焦点或全景深,指由远到近的被拍摄对象在画面中全部表现为清晰的影像。使用深焦距,可以强化银幕的空间实感和场景的规模。从世界电影史的角度来追根溯源,早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电影导演让.雷诺阿就非常喜欢运用深焦距来拍摄故事片。著名电影《公民凯恩》是较早运用深焦距拍摄来作为整个影片的视觉造型特点的成功范例。运用景深镜头拍摄出来的画面,观众在欣赏的时候,可以自由地选择关注的焦点。《悲情城市》中一个典型的深焦距的范例是,静子去医院和宽美道别前在医院走廊里的那个近1分钟的镜头。不到1分钟的镜头出现了许多医院中的其他人物,人物调度却丝毫不显得杂乱无章。尽管他们的对话只有寥寥数语,在深焦据镜头的凝视下却生动地刻画出大和民族是重视礼节和友谊的民族。
固定镜头拍摄
侯孝贤的电影经常使用定镜拍摄,就是在一个镜头的拍摄过程中,摄影机始终保持静止,也不进行变焦,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侯孝贤偏爱“冷眼看生死”的叙事态度。他说当年拍《风柜来的人》时,编给他看了《沈从文自传》,他感觉到作者的观点是种深沉的悲怆。所以他想借用沈从文那种观点,这是一种复杂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中既有人性最大的包容,又有深沉的悲哀。
其次,侯孝贤开始用定镜是因为他感觉台湾没有专业演员,只有职业演员。所以使用非职业演员的时候,镜头太靠近就会紧张,所以只能把镜头固定在一个最好的位置。通常是通道,旁边有房间,有窗子,景深不错,但他一般不会选择密闭空间。并不是刻意使用长镜头,其中也有资金的拮据的原因。谁曾想阴差阳错。所以他曾说“风格也许是在克服困难中产生的。”
结语:
侯孝贤是想借《悲情城市》表达自己对于人生的一种感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渺小的,在强烈的政治批判中,寄寓着真切的人性关注与深刻的历史反思。梁朝伟扮演的男主角文清是个聋哑人,其职业设定为照相馆的摄影师,这是一个深刻的隐喻:首先他的聋哑并非天生,而是后天原因导致的,其次就是暗指国民党对于“二二八事件”真相的压抑和隐瞒;影片中有两个镜头都是文清正在修饰底片。它似乎想表明导演的立场:电影胶片所记录的,也可能是人为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的真相。也正是因为这样,《悲情城市》才呈现出一种以当地乡土情节为依托,面向中国文化的史诗气质。这种情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知识分子”式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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